11月导读 | 纪念雨果诞辰220周年《悲惨世界》导读（一）：从三部小说看雨果的浪漫主义艺术和人道主义思想

维克多·雨果（1802—1885）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史上占有四个重要地位：诗歌第一、小说第一、戏剧第一、文艺理论第一。其创作历程之漫长、艺术生命力之持久只有德国的歌德堪比。

本文简略阐述四个问题。

一、从三部小说看雨果的浪漫主义艺术和人道主义思想

《巴黎圣母院》（1831）—《悲惨世界》（1862）—《九三年》（1874）

维克多·雨果的政治立场变换不定，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称雨果是“变色龙”，但其创作历程的三个基本特征万变不离其宗：浪漫主义方法、美学对照原则、人道主义思想。

1.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野和交叉：

传统文学艺术具有两种创作精神向度（原则），形成了两千多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创作传统：现实主义从客观实际出发侧重模仿再现生活；浪漫主义从主观理想出发侧重设计表现生活。两种创作方法和模式演绎出传统文学艺术史的风貌。欧美文学有形而下的“荷马方式”与形而上的“圣经方式”，追求真善美爱；中国文学有以理节情的“《诗经》模式”与发愤抒情的“《离骚》模式”。欧美文学形下形上都统一于“形”，再现表现都归因于“现”；中国文学节情抒情都强调“理中之情”，载道闻道都重视“言外之道”，并提倡“合情合理”、“尽善尽美”。这就构成了东西方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之间的差异。两者相互渗透融合的作家古今中外络绎不绝。两大创作模式并非水火不容而能交叉共存。雨果的《悲惨世界》堪称两者结合的杰出范例，虽然仍以浪漫主义为出发点和主导。因为1862年代，浪漫主义高峰已过，现实主义高峰正在陆续到来：司汤达的奠基作《红与黑》（1830）、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代表作《高老头》（1834）、《幻灭》（1843）、福楼拜的样板小说《包法利夫人》（1857）、狄更斯的代表作《大卫·科波菲尔》（1850）、《双城记》（1859）、普希金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1830）、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52）、《贵族之家》（1859）、陀思妥耶夫斯基首部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0）等现实主义杰作都早于《悲惨世界》问世，这些新潮文学影响了雨果浪漫主义立场的松动（巴尔扎克对他影响最大）。当然，导致雨果中期创作吸收现实主义方法的社会和个人因素也不可忽视——流亡国外政治避难19年，使雨果拉开距离看清了制度弊端造成的黑暗现实，加强了社会批判力度。

2.对照原则：

雨果《克伦威尔序言》（1827）首创美学对照原则：“丑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雨果通过对照原则批判反人道社会，表达基督教人道主义（神启人道主义），对照原则实际上源于《圣经》启示。雨果的对照原则强化了复调结构和狂欢效果。 

3.三部小说贯穿的神启人道主义变奏曲：

雨果早期的《巴黎圣母院》（1831）第一次具体展现了对照原则，对照产生美学张力并引发心理反差。人物关系形成了行星（配角）环绕恒星（主角）的多层次对照的圆心结构。雨果塑造了四种美丑类型：内外皆美的吉普赛女郎爱斯梅哈尔达，属于人间稀罕的“超自然生灵”；内外皆丑的副主教克洛德；外美内丑的宫廷卫队长菲比斯；内美外丑的孤儿敲钟人加西莫多，相互对照。光明神圣的教堂跟黑暗丑陋的绞架对照；恐怖残忍的“专制王朝”跟仁爱拯救的“乞丐王朝”对照。雨果早期浪漫主义作品弘扬了反残忍专制反堕落教会的神启人道主义，表明了他背离保皇党转而支持1830年七月革命的态度。

雨果中期的《悲惨世界》（1862）属于社会问题小说，雨果将《巴黎圣母院》中至善至恶的类型对照发展为“美丑转化”的混搭典型对照。作品饱含激情地讴歌了1832年的暴力革命和街垒战斗。在雨果心中，暴力革命的终极目的依然不离人道主义，是为了实现人道理想目标而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手段，即“为了实现未来所必须交纳的通行税”。雨果认为迫不得已的暴力冲突是“朝着理想境界前进的骚动”,是预示通向彼岸的赎罪性献祭，即便偶尔使用暴力，也不应该出于人的血气，而应来自神的许可。雨果中期浪漫主义嫁接现实主义，宽容适度暴力，提供神启人道主义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

雨果晚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1874）表现了更错综复杂的人道主义悖论。悖论焦点在《悲惨世界》中已见端倪：律法和恩典、革命和人道、仇恨报复和慈爱宽恕。其核心思想是“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中国学界长期把此话误读为反对革命，基督徒则认为它符合《圣经》“恩典与律法并行不悖”的真理，但主次分明：神的恩典高于制度律法。我将此话阐释为“在绝对正确的律法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恩典”。当两种正确的思想发生不相容的冲突时，其他原则必须服从最高原则。革命领袖西穆尔丹认为，“革命拒绝一切发抖的手”；而信仰者郭万则坚信“宽恕”是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宽恕。那么胜利也就不值得争取了。”这形同父子的两人，一个代表红色恐怖的专制极权，另一个代表仁爱宽厚的共和宪政；一个以律法治国，另一个以圣爱救人。雨果说这师徒俩各得一颗心的一半，一个是“死亡的化身，恐怖的本体”；一个是“生命的化身，和平的本体”。